大學朋友畫的我，我很喜歡冬天圍個大圍巾，只是不知道為何是兔子(跟我國中綽號一樣)。
被質疑的人生 文: Daniel Hsiao
沒有多久之前，作家林奕含離世的事情應該算是震驚了社會，用「應該算是」這幾個字眼說來諷刺，畢竟臺灣仍然盛行「譴責受害者」的文化，對該作家冷嘲熱諷的也不在少數。可惜這樣的社會事件仍然只是媒體筆下的素材而已，激情不再就會像是過往任何一個震驚社會的案件一樣，直到憾事再次發生。
同樣在今年，出現了這篇與她相關的文章《成為一個新人——與精神疾病共存的人生》，以前多多少少都會看到這類文章，而這些文章都會有不少的共通點，也可以看到這類話題在許多情況下仍算是種「禁忌」。而我從12歲發病到現在22歲，已經快記不起來到底怎麼活過來的，只知道認識比較深一點的朋友，相繼離去了，我也和她一樣只能活在對於大學生活的想像，好不甘心。
所謂認識比較深一點的朋友，是那些可以聽到我內心紛擾聲音的，可惜他們就和心靈雞湯或是正向話語語錄一般地，告訴我應該怎麼想或做，隨著時間過去我變得越來越封閉，連朋友都受不了最後變得像是運動勵志電影的教練一樣，覺得激將法或是說點話刺激你就可以讓你醒過來，告訴你只是不夠理性，也告知你的遭遇還不算悲慘，說自己有多不好受，就會被更多的例子反駁，比較來比較去，永遠比較不完。
台南仁德二仁溪夜景，手機拍的，我很常站在頂樓看夜景。
先前小燈泡的事件也是激起社會群起憤慨，可是當小燈泡的媽媽說出讓唯一支持死刑的民眾無法接受的話語時，便遭到無情的撻伐，身為某個特定的族群或在某個特定的位置上，好像發言就會受到限制，就像是同樣的話從我口中和從心理師口中說出，效果大大不同，我的當然只有無理取鬧可言，只因為我就是個病患，所以這些話都只會是種要求。
當把這些話語視作「要求」時，就只剩下無止盡的相對（所謂互相傷害），因為不是你要聽我的，就是我要聽你的，到最後一點意義都沒有。相對的概念還包含「對與錯」或是「誰的理由比較多」，當然多數人的眼底下，我永遠都是被指責的那個，要求太多、錯得太多、理由太多…大家似乎會不自覺地對少數族群用更嚴苛、神聖的標準來檢視，到最後連用眼睛看到我都是種負擔。
提到嚴苛的標準，就會想起那些可能無意卻傷人的質疑，連續問句的攻勢實在咄咄逼人。
「我看你平常好好的啊。」
「你沒有其他朋友嗎？」
「你有試著好好跟別人溝通嗎？」
族繁不及備載。明明大家都懂得不要根據表象來替他人詮釋生活，但是同樣的疑問卻從同一人口中不斷出現，間接提醒你就是做不到，也在心中留下更多傷痕。面對我的不安感在他們眼裡就像是吸毒一樣，只是引鳩止渴；解決他們的疑問卻是理所當然，而且不覺得這有什麼好傷害的。
「那是因為每個人安慰與接受安慰的方式不一樣啊！」朋友說。有時候想想，看了很多類似的故事，會覺得那些病友是不是與我活在不一樣的平行空間。於是乎我仍然活在「正常人」訂定出來的規則下，如果不接受他們的「安慰」，就只能敬酒不吃吃罰酒。
在我高三出現強烈的輕生念頭的時候，記得一位惡劣的同學塞了一張紙條給我，內容大概是沒有人可以接受你的無理取鬧，上大學一定沒有人想接近你。
是的，那是活生生的詛咒。
大家寧可在我出事的時候遠距離傳文字問候一下，生活上仍然跟你保持一定的距離（這讓我想到依戀模式的迴避，不過我身邊不會都是這種人吧），於是乎「心靈」層次的孤單始終無法被消除。我想到近期在我大四住院的時候，原本說好要來看我的朋友，也都選擇消失，他們覺得我太過負面需要自己一人冷靜。
心靈孤單的這一點我也有跟朋友提過，想當然只有被責怪的份，被說不會為他人著想。可是如果我真的這麼不會為他人著想，在人際關係中就不會常常感到矛盾了，要是真的可以不在乎別人我也想要。要怎麼為別人著想真的好難，只能繼續活在某些社會既定的規則之下嗎？
我家的貓，我很常跟它對話，大概在2015年尾成為家人。
有機會跟朋友聊到社會議題的時候，其實都會發現一個特點，那就是這些事情的源頭來自於臺灣的教育（以及其帶來的思考模式），只要是考試不考或非同溫層關注的就不值得，我們年輕的這代已經有很多人選擇放棄思考，更不用說某些老是在新聞媒體上丟臉的中老年人，從出社會後就再也不吸收新知，只用自己過去的經驗來「安慰」晚輩（實際上就是跟你說我們比較苦，你們根本不算什麼）。加上保守的風氣，臺灣看起來很開放，很多道理大家都明白，但真正能夠看出「學習成果」的時候只限於某些要事發生在身旁時，在這期間談論到性、精神或死亡相關議題，仍然是能躲就躲。
二十年人生就這樣過去了，它毀了我目前人生大半，許多時間都在精神撕裂的邊緣活著，心理上的難受對生理的影響也越來越大，然而人生可以有多少個二十年，就算還有好幾個，也都取代不了已經過去的。
